在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下，如何有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实验室里的“科技之花”结出产业领域的“经济之果”，是各地探索与实践的重点。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以下简称“成都分院”）及其科技合作处，通过一系列前瞻性布局与系统性创新，在科技中介服务领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成都经验”，为科技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

一、定位与使命：从“桥梁”到“枢纽”的升级

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中介，多扮演技术供需双方的“介绍人”或“翻译”角色。成都分院的实践则实现了从“桥梁”到“创新生态枢纽”的跨越。科技合作处负责人指出：“我们的核心使命，不仅是促成单个技术的转移转化，更是要构建一个汇聚创新资源、催化化学反应、滋养产业土壤的综合性平台。”

这一转变意味着服务内涵的深刻拓展：

1. 需求精准挖掘者：深入地方产业一线，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共同凝练“真问题”、“急需求”，变“被动接收”为“主动牵引”，确保科研攻关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2. 资源整合配置者：依托中科院体系内外的科研、人才、平台资源，根据地方产业规划进行“定向组装”和“精准投放”，形成“国家队”与“地方队”的协同创新合力。
3. 全链条服务提供者：服务环节覆盖从技术评估、中试孵化、知识产权运营到产业落地、投融资对接、人才培训的全过程，降低转化风险，提升成功率。

二、机制创新：构建高效协同的转化生态

“成都经验”的核心在于一系列机制创新，打破了院所与地方、科研与市场之间的隐形壁垒。

• “院地合作”制度化、平台化：与四川省、成都市及周边地市州建立了多层次、常态化的合作会商机制。共同规划建设了如成都天府新区、绵阳科技城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使合作从“项目式”走向“体系化”。例如，推动中科院相关研究所与地方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成果转化基地，形成了“研发在院所、转化在地方、产业在园区”的良性循环。
• “项目经理人”制度：针对重大产业化项目，设立由科技合作处牵头，联合科学家、工程师、知识产权专员、投资经理等组成的“项目经理”团队，提供“一站式”、“托管式”服务，全程负责项目的推进与落地，解决了科学家“分身乏术”和市场端“无人对接”的痛点。
• 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探索建立了更加灵活的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收益分成模式，明确院地双方在成果转化中的权、责、利，特别是保障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极大激发了科研人员的转化积极性。联合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设立成果转化基金，共同承担早期研发和市场风险。

三、服务模式：聚焦产业，深耕场景

成都分院的科技中介服务并非“大水漫灌”，而是紧密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特色，进行精准滴灌。

• 聚焦优势产业领域：紧密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四川及成都的优势产业和未来产业，组织中科院相关力量开展定向攻关和集群式成果转化。例如，在电子信息领域，推动相关光电技术、集成电路设计成果在成都高新区等地落地生根。
• 深耕应用场景：不仅仅推广技术，更注重打造技术的“应用场景”。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城市治理、智慧医疗、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领域开放场景，让新技术有“试验田”和“示范窗”，加速其成熟和推广。
• 培育科技型企业：通过专业化的孵化服务，助力实验室团队创办高科技企业。不仅提供空间和基础服务，更导入中科院的品牌、技术网络和管理经验，帮助“雏鹰”企业成长为“瞪羚”甚至“独角兽”。

四、成效与启示：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多年的实践，“成都经验”已结出累累硕果：一大批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在川落地转化，孵化培育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为地方产业结构升级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同时也反向促进了中科院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与国民经济主战场结合得更紧密。

其带来的启示深刻而明晰：

1. 高能级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的核心引擎：像中科院这样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其组织化、体系化的科技中介服务，能有效放大科技成果转化的规模与效能。
2. 中介服务的核心是“赋能”而非“中介”：现代科技中介必须向价值创造的深度参与者和创新生态的构建者转型。
3. 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突破口：敢于在权益分配、人员激励、组织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才能释放科研人员和市场主体的活力。
4. 必须坚持需求导向与产业深耕：科技服务只有与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基础深度融合，才能行稳致远。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迈向更高水平，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将更加迫切。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科技合作处表示，将继续深化科技中介服务创新，探索“科技+金融+产业”的融合新模式，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让更多“成都经验”的可复制、可推广模式涌现，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